作为乱港方的重要棋子，学生团体将会冲在第一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现实情况看，香港学生团体的表现很令人迷惑。
你说类比全共斗吧，他们根本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甚至推举不出统一的代表。你说类比颜色革命吧，他们所要求的“自由民主法治”更多是自身特权，例如不得起诉参与暴乱的同伙。德国之声那个反华记者的采访，几乎是手把手地下指导棋了，却因采访对象的愚蠢而坐实了学生团体“群氓”的形象。
有篇文章说得好啊：示威者们行动的最紧迫最重要也是的目的，是维持其团体内的认同，示威者们行动的最高指导方针就是单纯的党同伐异。 陆客是过境的蝗虫，忙着上班的市民是只知“搵食”的猪，警察们是学位低的“毅进仔”（相当于香港学制中学六年级的毅进文凭）。在德国，面对大陆留学生以普通话发出的质疑，“废青”不加驳斥，仅以狗叫相回应。
local的我们与外来的他者，觉悟的我们与庸俗的他者，高学历的我们和低学历的他者，人的我们与狗的他者。这种手段之单调，甚至让“读书少”的“毅进仔”感到吃惊，他问：“有没有第二句？”示威者则回以脏话——看来确实是没有了。
身份政治登峰造极的结果，是凭借口音来分辨敌我，因为讲普通话而招致殴打，成为寻常现象。台湾记者廖士翔因为讲台普，险些成为环球网记者付国豪的难友，台湾女记者周怡德也被暴徒浇了汽油。但他们谁都没有那位11月11日被打的日本游客惨——除了粤语之外，大多数示威者似乎很难分辨大陆普通话，台湾普通话和日语的区别。或许他们潜意识中已经确信，除了“我们”以外，谁都可以打，谁都可以烧。顺带一提，廖士翔“我台湾的媒体，拜托不要攻击我”和付国豪“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堪称绝妙无比的对仗。
德国之声的采访中，塞巴斯蒂安也引用了受访者本人对运动未来的预期：“作为我不知道抗议会如何结束，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感觉到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亦即：示威者将堵死所有解决途径，发动一场没有确切方向和政治纲领的永恒“圣战”，只为了维持其极端排外的共同体意识所主导的的组织。此时，运动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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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团体内部产生分裂，部分参与者会由于过于严重的后果开始谴责暴力，并开始妥协和对话。只要能从其不切实际的“诉求”上后退，不胜其烦的香港各界肯定会乐于和他们协商解决。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割席”原则的崩裂和示威者意识核心的破产，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剧烈残酷的内部斗争甚至是暴力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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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团体继续维持其无原则的团结，排除大部分对暴力疲惫也稍有良知的成员，凝成铁板一块的极端团体——一个货真价实的“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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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团体的暴力行为由思想指导堕落为认同操控，再进一步堕落为一种周期性风俗或者生理习惯。参与者嘴上继续复读“不割席”，实际上各找各妈。学生团体的打砸抢烧由政治行为演化成一种类似法国新年夜烧车的集体无意识狂欢，只不过法国人每年烧一次，香港每周烧一次。
为了同23c的世界观相契合，第三种可能性不能一开始就体现出来，甚至需要尽量避免。为了让文章跌宕起伏一点，我考虑在香港学生团体中加入一个正经八百的“信仰港独”。此人略通纳粹历史和斯大林主义，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从根子上鄙视中国内地的一切，进而将其用港独思想表现出来。同时，由于美国的假进攻和英国的拱火，他获得了一支由“职业学生”组成的骨干团队，进而拥有了组织能力。在外部支持缩减，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此人将试图将学生团体打造为“港独塔利班”，并坚信自己的行动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过程中，他将毫无顾忌地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在公开场合亲手用汽油弹处决“思想不坚定”的同伙。
此人的失败是必然的，但在30年代，香港的暴乱事件还可以再延长一点。因此，在此人被受压迫许久的同伙消灭之后，学生团体将会分裂——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学生会将带走许多人，把组织的“诉求”温和化。而少数得益于“信仰港独”独断专行以及本就抱有类似思想的人，将会另立门户成立一个半地下的激进团体，并首先对前者展开“复仇清洗”。
当“复仇清洗”让香港人人自危，把“反共反华”彻底和“支持恐暴”画上等号的时候，就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一次行动清除香港恐共情绪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治好香港大多数的脑臀分离，让他们知道反共反华等于危害自己安全，就能给后续去殖民化补课创造一个高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