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关于23世纪线香港问题总爆发的“两百年间”专栏，故事梗概如下——
21世纪60年代，中国都会区改革进入深水区，“深港都会区”方案被广西、广东和福建人大代表团在206x年全国人大召开期间，作为一揽子都会区改革方案中的一项联合提出。然而“深港都会区”方案被港媒单独挑出后大加歪曲，苹果日报甚至头版头条公开宣称“香港将沦为内地专制独裁的牺牲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以媒体为首，香港各界纷纷对“深港方案”表达担忧或不满，最终在当年7月1日引发反对派示威游行，进而演变为长达60余天的暴乱。
由于中央对香港和台湾特别行政区均实行现代羁縻政策，同当地大资本家合作，因而无法直接下场。这一过程中，台湾特别行政区感到唇亡齿寒的“高等华人”以及英国的某些势力积极介入，极力引导暴乱扩大化。但与他们设想的不同，中国中央政府虽然在深圳河北岸组织公安、武警演习并不停同“外部势力”打嘴仗，但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干预，只是反复强调“相信港府、相信港警、相信香港市民”。而暴乱直接参与者，对香港真正的危机一无所知：
首先，美国内战破坏全球航运安保体系，航运业整体萧条；
接着，朝日战争后对东北亚地区进行贸易管制，中国对朝贸易大宗向东北转移，对日贸易大宗向辽宁、山东、江浙沪转移，而这一切在朝日战争爆发前就开始布局了；
然后，台湾贸易中转站向福建沿海对接；
此后，东欧战争让欧洲风声鹤唳，法兰克福指数重挫后长期停盘，连带多个美国主要证券交易所关闭，打击全球金融业；
再后，马六甲战争重新洗牌东南亚贸易体系，广东和福建到东南亚的直达航班和航线暴增，广西到中南半岛包括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热火朝天；
最后，北极战争让香港地头蛇和废青错判世界形式，一如第四国际。
21世纪50年代的修宪，让香港产生了“中央带领内地成为高等华人教化对象”的错觉。而“深港方案”直接击碎了这种幻想，因为香港确实不再重要了。同时，暴乱也摧毁了香港的旅游业，内地人自发在网络上互相提醒“近期不要前往香港”，旅行社也默默停止了所有香港团。自此，香港的航运、金融、转口贸易和旅游业四大支柱要么摇摇欲坠，要么轰然倒塌，却因为“一国两制”的严密隔离而未对内地产生多少政治和文化影响。
更重要的是，内地居民对世界的看法早已天翻地覆，并将港台残存的“高等华人”视为旧中国买办的现代招魂人。而香港由于缺乏“二十三条立法”和“国民教育”，对内地的偏见从“反二十三条-反国教事件”后日积月累，当初闹事的“职业反对派”现在已经遍布香港各界。香港的“建制派”和司法系统早已和大资本同气连枝，基于上述误判将“7.1示威”当做要挟中央政府制订对港政策的筹码。换言之，理论上同中央合作的“建制派”试图通过养寇自重的方式证明“中介”的重要性，逼迫中央放弃“深港方案”，继续推行有利于他们的羁縻政策。
中央政府对此则有另一番考虑：在全球格局洗牌的当下，香港这个由于新中国实力不济和各种刚需才划出的大号“试验田”已经可以盖棺定论，此前30余年的布局更是将香港全面瘫痪的风险降至最低。虽然共产党已不是唯一执政党，但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共识依然延续下来，包括为香港部分资产阶级帮助新中国支付超额回报。如果直接插手香港事务，虽然在短期内能够配合国内一系列改革，但打着霍英东等“爱国港商”旗号的“建制派”可能会认为“中央打破政治承诺”，而刚刚经历“大撕裂”的中国只能坐视他们在香港乃至台湾到处埋雷。所以，香港必须由香港人自己搞乱，才能让中央以王师姿态进场布局，顺便一劳永逸地完成去殖民化补课工作——听说负责此事的常委在办公室有一本传了不知几届的《古文观止》，而其中批注最多的是开篇文章《郑伯克段于鄢》。至于“香港暴乱是由于经济问题导致”的观点，中央所有人都嗤之以鼻：经济问题的确存在也需要解决，可香港有哪次大规模游行是反对高房价或地产商吗？
暴乱的过程目前很难推演，因为对我对香港本地具体情况（例如屯门、元朗和九龙、观塘这些地区的民情）了解不深，只能大致描述：大规模游行——暴乱示威——干扰交通枢纽——团伙打砸。由于“反二十三条-反国教事件”一代坚持的“公民教育”课程（后附图）没有太多变化，香港各界直到“干扰交通枢纽”基本都在支持或纵容暴乱，受到暴乱负面影响者及爱国爱港者反对声音都被有组织地屏蔽，境外媒体的港台管理员更是火力全开。然而从“暴乱示威”这一步开始，以英国为首的在港国际资本就开始进行撤离布局，并与中央政府讨论善后方案。当打砸团伙和联防居民开始械斗时，它们基本退场了，只留下一些“资深记者”之流。
结局基本都能想到，但方式还有待讨论。
附图：
东方之珠涅槃路（草稿）
重新查了“国席的弹劾与罢免”词条，发现共产党重新执政的时间是21世纪80年代。把事件直接挪到21世纪80年代可以最大程度刺激香港的“恐共情绪”，但现在这批职业反对派基本退休甚至火化，情况可能不会如推演那样发展。
或许在共产党重新执政之后，让不知悔改的遗老遗少再跳一下，最后在嘲笑中狼狈退场会更好一些？
整理一下思路：
1.为什么台湾没有炸？
台独共有两大一小三个庄家：美国、日本、民进党。朝日战争结束后，两个大庄全部退场，单靠民进党翻不起浪。
香港反对派也是两大一小三个庄家：英国、美国、香港资本。虽然美国退了，但英国和香港资本都还在。
2.为什么是60年代？
首先，21世纪30年代之前不可能，因为美国内战和东欧战争破了“民主教”的金身，让港台两地产生类似文革后内地的幻灭感。这段时间两地都动摇了“盎萨体系高等华人”的心理定位，台湾更是直接统一。此时香港人的思想是“宁为太平犬”，哪怕屈尊跟内地同处一室也认。
其次，21世纪30-50年代（大撕裂）期间也不太可能。第一，“民主教”金身被破的心理惯性还在，香港中上层还不觉得“盎萨体系高等华人”是靠谱的路线；第二，大撕裂期间闹事是送人头，稳拉全部仇恨，协助内地凝聚政治共识；第三，大撕裂期间虽然内部混乱，但边界防守还是重视的。
选择60年代的考虑主要是以下几个：
大撕裂影响的滞后性，唤醒香港恐共情绪
21世纪50年代的修宪令香港中上层产生“盎萨体系高等华人”路线仍旧可行的错觉
内地在21世纪初期输送的“双非儿童”将诋毁内地的民主教皈依者狂热传承下去
香港羁縻政策导致的建制派养寇自重以及“公民教育”持续灌输反华反共思想
英国尚未内战，成为西方民主最后的“净土”，间接刺激香港中上层选择“盎萨体系高等华人”路线
关于50年代引爆香港的方案：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不等于香港会在2047年当场炸裂，这种重大政治运动一般都有酝酿的过程。如果把时间前推到修宪决议——即大撕裂结束之前，推荐在50年代初搞定。
那么此时除了上述变量之外，还有几个点需要考虑和修正——
1.都会区改革在大撕裂后才开启，“深港方案”不存在，可以改为：“五十年不变”承诺到期后继续“一国两制”，但没有承诺“一国两制”的明确期限，在大撕裂末期于香港和内地均引发激烈争论
2.《哥伦布协定》谈判或签署对香港大多数高等华人的影响：“自由民主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假设只有李嘉诚水平的香港资本家才能看穿美国吞并加拿大的事实）
3.大撕裂末期之前，中国解决了台湾统一问题、通过《叶卡捷琳堡协定》购买了东西伯利亚并收获了蒙古和新加坡。这些信息在大撕裂期间会传达到香港，让建制派获得一定优势（但不改变建制派养寇自重的中介本性）
4.马六甲战争重新洗牌东南亚贸易体系，但中国对东南亚的联系不如60年代紧密，加重香港建制派养寇自重和高等华人归附盎萨体系的心理
5.社交和舆论沉默螺旋：大公、文汇与苹果日报读者形成不同圈子，FB、TW与微博、微信用户形成不同圈子；内地和香港信息流通越发通畅，但圈子之间的交流日益减少，导致舆论场各方实质上非常极端
6.内地统一对港共识的过程会更长一些，但最终香港会拉满内地仇恨，香港暴乱将成为大撕裂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7.修宪在香港暴乱结束之后，因此不再成为引发高等华人错觉的事件；由于仍然是共产党执政，加上大撕裂期间的混乱，香港恐共反中央情绪将被彻底点燃
8.废青一代和双非一代年龄前推十年，政治能量比60年代爆发的情况要大
可能用到的参考文献：
《内地网民情绪记忆中的香港澳门回归》
《扫黑——澳门回归前后的一场战斗》
《打击澳门黑社会的对策（澳门黑社会研究之三）》
《香港“反英抗暴”事件评述》
《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斗争后中国对港贸易的恢复》
《“颜色革命”中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因素研究——基于香港“占中”事件的分析》
《浅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传播——以“香港占中事件”为例》
《香港百年沧桑和“一国两制”实践》
《香港“占中”运动生成的再认识：阐释与启发——基于资源动员理论的分析》
《香港“占中”事件对内地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占中”学子心理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从“占中”看香港对大陆的群体偏见——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
《英国主流媒体对香港“占中”运动的报道分析——以BBC为例》
目前国家哲社科文库对香港具体风土民情的介绍文章收录较少，但这也是关键部分之一，所以可能要借个知网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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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和一个深圳人说粤语》
《香港问题引发留学生家庭撕裂？这不是玩笑》
《我花了725港币，买了香港通识教材》
《从产业和教科书看个人与香港的前途命运》
《香港的葬礼：逝去者、接班者、收税者》
《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
胡锡进对话七名香港学生
《香港问题的根源》-卢克文工作室
在港内地生：内地生“逃离”香港，“终于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香港学生会，为何那么“横”》
《在香港，这些教会“不简单”》
关于文章开篇角度：
开篇会讲述21世纪50年代开启深港合并进程后，以广东居民为代表的内地人对香港人的地域歧视——在中国通过一系列行动填补美国撤离留下的地缘真空后，香港暴乱只会激发中国其他地区居民更强的爱国主义情绪，也会导致香港居民整体背更大的锅。歧视程度比因新闻重新引爆的“河南人偷井盖”论调更重一些，也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这一过程中，深圳、珠海、澳门等香港周边地区对“废青”“黄尸”等群体的民间概括将演变为对全体香港人的蔑称：落下仔。
具体怎么写还不确定，可能会通过一个参与暴乱的香港学生数年后在深圳找工作的镜头展现。
关于影响香港局势的重要力量：
香港局势可以用《让子弹飞》来类比。
首先香港是鹅县，只要没有军队打进来，刘都统、张麻子等各方人马在鹅县外面的动作就不能起根本作用。而贸然调动驻港部队是治标不治本，同样属于“外面的动作”。
其次，香港的爱国进步力量可以比作张麻子——一腔热血，清楚形势，孤立无援。香港以李嘉诚为首的四大家族加上港府建制派，不管台上是谁只要有钱分就行，可以视为两大家族。同外部势力藕断丝连，对中国有主观偏见的太古、怡和、汇丰等香港大企业，会基于自身利益主动配合外部势力搞乱香港的行动，可以视为胡万、武举人。英美外部势力是黄四郎头上的刘都统，拥有“三天之内驰援鹅县”的骑兵队。而香港媒体、法律、医疗、教育及工会等社会组织界的白领，加上深受他们影响的大学生、高中生与港府反对派，就是黄四郎。
按照现实世界情况来看，张麻子需要通过一系列高超的斗争技巧离间黄四郎和两大家族乃至胡万、武举人的关系，同时稳定自身队伍，最后利用黄四郎与刘都统的矛盾让刘都统不援救。
黄四郎和刘都统并非没有矛盾，从黄四郎放任手下的“假麻子”袭击向刘都统输送物资的车队就能看出。
在这之后，还要砍掉黄四郎的替身煞其威风，才能一举攻破碉楼。
但在23世纪世界线中，上述角色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 美国内战导致其力量全球收缩，英国被大西洋两岸战火牵扯精力，相当于刘都统心腹哗变失去骑兵队
美国内战和东欧战争击碎西方民主神话，相当于黄四郎替身身染重病，卧病不起
对香港的长期放养，导致香港各界白领被大量替换为恐共反中央人员，相当于黄四郎实力被加强
21世纪50年代前的一系列国际战事，令太古、怡和、汇丰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更加依赖中国、英国等稳定市场，相当于胡万和武举人被事先挑拨
四大家族在乱局中依靠中国稳定市场继续做大，但内地21世纪30年代开始的大撕裂唤起了他们的恐共情绪，相当于两大家族的摇摆幅度加大
对香港教育和舆论的长期放养，导致香港内部的爱国爱港进步力量人数会更少，相当于张麻子进鹅县之前先折了一半弟兄
因此，如果给香港安排“养寇自重被寇杀”的剧本，需要首先想办法把黄四郎引出来，再让他血洗两大家族乃至胡万、武举人，搞得鹅县人人自危——此时进步力量主力不能进鹅县。对应到香港这篇，四大家族需要重新面对张子强这样的威胁，逼迫他们在实力大损后明确站队；太古、怡和、汇丰等需要重温香港金融战的酸爽，将业务重心实质转移到深圳、上海、伦敦等地。为了实现上述情景，不排除中央暗中出手，为“恐共白领”大开方便之门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在暴乱后期，放纵恐共反中央势力在香港成立类似“台湾民政府”的组织。
如果按照上述思路演绎，香港暴乱60天有点短了，90-120天差不多。如果拉到90天以上，7.1和8.1作为两个事态升级节点比较合适。
看完了，说说想法：
1，时间上无论是60年代还是50年代我觉得都太晚了，香港的问题我觉得在大撕裂前就会彻底迎来大结局，皆因美国内战和欧洲剧变提前令西方民主的光环丢失。
2，香港普通的反华势力，也就是黄四郎们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勇气来书写这个剧本，他们本质上只是懦弱的小布尔乔亚，因此只会嘴炮，这从现在的所谓暴徒欺善怕恶的举动中已能看出。
3，因此，用不着2047年一国两制便会彻底被放弃，在2020-2030年这十几年面对无工开的局面，仍然执迷不悟的黄四郎们只会沦为赤贫流落到东南亚做最低等的服务业，而对迷途知返的黄四郎们则会逐渐融入到大湾区的发展中。
此外，我觉得大撕裂与香港问题其实没什么联系的，前者主要是21世纪初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埋下的定时炸弹，本质上是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而香港问题本质上是教育与意识形态洗脑的问题。
@庄比 今天陈平老师的文章给2030前后引爆香港提供了一个思路：
“西方继续玩弄人权武器，美国打贸易战，并不是说明他们有多强大，多深谋远虑要把中国遏制住，实际上是为了‘假进攻，真撤退’。国内那些自由派主张求和，‘台独’‘港独’以为可以趁机作乱，他们都打错算盘，看错世界大势了。”
——《英美主子送了“港独”两颗炸弹》，陈平，观察者网观察员频道
这样可以解释2030前后引爆香港的外力来源：即使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美国和一个胆战心惊的英国，依然可能通过“三股势力”的政治杠杆给中国制造麻烦。以“假进攻，真撤退”的手段在谈判桌上制造筹码，能够增加他们与中国合作的本钱。
这样“一国两制”实验的政治光环也能得以保全——是香港先跳起来不要“一国”的。不过，这会导致很多具体安排变化，需要重新推演很多东西。
在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一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有人认为，丘吉尔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为了“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以减轻苏联的战争重担”。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也表示：“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而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
其实，我们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至，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
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美国着手剥夺英国对地中海的制海权这项工作的时间起点，就是德黑兰会议，尤其是会前罗斯福与斯大林会晤中针对英国形成的战略默契。1956年美苏联手利用苏伊士运河事件将英法逐出埃及。失去埃及，英国也就失去了印度洋。罗斯福明白，仅凭美国一家是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任务的，而有能力与美国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苏联。因此，将东欧让给斯大林，对罗斯福是一举两得的事，而对斯大林则是正中下怀的事。如果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是在战时打败德日法西斯目标下走到一起的，那么，罗斯福和斯大林则是为了战后瓜分英国世界财产的目的而走到一起的。
——张文木《战略学札记》
如果说西方整体引爆香港的动机是“假进攻，真撤退”，那么英国很可能同中国达成类似二战后期美苏的暗盟，一同对美国以香港为基点的情报网络等有生力量下刀子。作为20世纪30年代硕果仅存的两个“五常”，英国没有理由同中国翻脸，合作的可能性反而更大。通过与中国合作颠覆美国在亚势力，英国可以把自己在香港等地的“灰钱”和“黑钱”光明正大地洗白，并进一步加深两国合作关系。
英国是有眼光的，是现实的，也是记仇的。如果在21世纪30年代引爆香港，英国一定会在台面上积极摇旗呐喊，把美国以香港为中心的亚洲残余力量拱进火坑，报二战到冷战初期大英帝国解体的一箭之仇。
@孟阳明 是21世纪30年代。我很喜欢这里的英国的分析和表现，也很认同他们是这样的，支持该设定。建议与老周那篇英联邦的帖子联系起来思考设计：https://forum.quincyovo.xyz/topic/158/英联邦设定重制综合讨论贴-持续更新
@庄比 此系笔误，既然指出了就不做更正了。
英联邦这块我看老周，毕竟这篇文章真要下笔也得十一月了。
另外要补充一些《战略学札记》的相关内容：
今天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应该学习历史，因为他们在对华政策上正在重复昨天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
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为不得罪日本而牺牲中国的利益，结果换来的是1941年日本对美国的轰炸；当太平洋战场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强吞其堂哥执政时结下的苦果。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为了使中国抗战到底并与美国结盟，他顶着英苏的异议，邀请中国参加开罗会议。
二战后，美苏出现冷战，处于顶峰期的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自认可独霸世界，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又开始老病重犯：50年代美国国内兴起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在外交上美国与日本、台湾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等签订一系列军事条约，对中国形成一道月牙形的遏制锁链。朝鲜战争失败后，美国又发动越南战争。至70年代初，长期陷在越战泥潭中的美国已意识到没有中国的合作，其在亚太已独木难撑。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冰冷的气氛中从大西洋彼岸向中国伸出寻求合作之手；70年代末苏联在阿富汗和越南发起咄咄攻势，美国更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意义，1978年中美建交，中美关系再次进入良性互动阶段。
如果了解这段中美关系史，就会认识到：美中关系是亚太稳定的重要基石。现在美国一些人似乎忘记了历史，旧病复发，在顺利时又开始犯忽视中国的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尽管有墙的邻居也有矛盾，但这种有界限的矛盾总比那些没有墙的邻居矛盾好调节。
今天中俄关系的改善，除了利益交合点增加外，还有边界问题基本解决。与此不同，中美矛盾上升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对美国让渡利益不够，而是可让的都让了，剩下的（比如台湾）已是不能再让了。
与北约东扩进入乌克兰将威胁到俄罗斯的生存底线的道理一样，美国将中国利益边界压在台湾以西，会使经济总量已相当可观的当代中国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当然是我们不能接受并必然要与美国斗争的。这是中美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
中国争取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西太平洋利益，解决这个新的利益边界，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他则无从谈起。
1938年3月，丘吉尔在议会下院讲演中说：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是哪个国家想要称霸欧洲。问题并非是西班牙，还是法国君主政体，还是法兰西帝国，还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与统治者或国家无关；而完全在于谁的力量最强大，谁是潜在的霸道暴君。因此，我们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亲法或者反德。如果形势逆转了，我们也会同样被说成是亲德或反法。我们遵循的是公共政策的法则，而非根据形势的偶然变化或在其他情绪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支配下采取的权宜之计。”
丘吉尔的这段话是理解英国对欧洲外交，继而欧美尤其是现在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大佬们对世界外交政策变化的钥匙。
在美英帮助下的欧洲统一，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俄狄浦斯”（Oedipous）即儿子颠覆老子的效应。因为欧洲统一将使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绝对边缘化。
我们知道，美国，尤其是英国，利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曾大获其利，正因此，它们对欧洲的统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尽管1946年丘吉尔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迄今仍未加入欧元区。
英国明白，近代以来英国的全部辉煌，都是以欧洲的破碎为基础的；而没有破碎的欧洲，也就没有近代的英国。一旦欧洲大陆统一，英国外交特有的“离岸平衡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面对统一的欧洲大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免落入与日本在亚洲同样的边缘地位。
英国人明白，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如张伯伦先生预见的那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会为美国或俄国所取代；英国人更明白，一旦欧洲统一，英国的欧洲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二战”一结束就呼吁“欧洲合众国”却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的英国至今还在欧元区外踯躅的原因。但对地缘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为欧洲统一而自觉牺牲的尺度，随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将会日益减小。
英国人在建立世界帝国过程中，学会了比较圆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谋略；二战后，当英国人失去帝国时，他们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文化诱导世界政治的谋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势”，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实现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间接战略”。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侧翼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强调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使其物质上受损，精神上失衡，最终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
在文化战中，避免用直接表达，而尽量多地用间接的方式传达其战略目的，并诱导对象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最擅长这种手法。
事实上，丘吉尔之后的欧洲人并没有停止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方式削弱美国。
20世纪50年代，就在美国人在朝鲜战场流血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之际，英国却拉着英联邦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1世纪始，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忽悠美国冲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再次将美国拖垮。2015年，就在美国准备战略东移，再次围堵中国之际，英国又第一个响应中国倡议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令美国十分不快。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
时至20世纪末，欧洲已不动声色地收复了“二战”后失去的半壁江山，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今天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
美国撤离中亚以后，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在亚洲崛起的今天，我们又听到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历史回响。
20世纪末苏联在失去中亚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权，21世纪的美国也将从伊拉克失去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老布什帮着欧洲打倒了苏联，克林顿和小布什帮着西欧东扩拿到了东欧，基本恢复了欧洲在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版图，接下来就是欧洲摆脱美国控制。难道今后美国还要在亚洲再帮着日本恢复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利益？我们不能说美国的政治家有这个意图，但客观上却有这个可能。
目前美国高层的国家战略似乎乱了阵脚。2010年美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时期相似，甚至更糟，但其战略操作水平却与尼克松时期判若泥云。尼克松的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尽量减少对手，集中力量实现美国的核心利益；反观今天美国战略家们是在不断增加对手的情况下来推行美国的利益。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小布什在任期间却将战争打成战争的继续，对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将七个国家列为“邪恶轴心”，似乎要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开始，打到伊拉克就打不动了。中亚更是越反越恐。后来希拉里•克林顿又高调来到东亚，以当年赖斯女士的咄咄气势挥师直逼曾数次造成亚洲政治翻转的“枢纽”即黄海海域。
赖斯时期美国在中亚已打得——与反恐战争前相比较——对手林立，在这点上希拉里•克林顿比她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赖斯“动真格”风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战事未开就惹得东北亚天怒人怨：俄国和中国的海军均在自己的领海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反制性军事演习；美韩在黄海的军事演习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国示好的朝鲜，朝鲜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对美国提出抗议，这使美国在相当的时期内失去了通过拉拢朝鲜复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历史性时机。
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以“反共”为幌子而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继而在21世纪头十年以“反恐”为幌子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美国在这些战争中的失败，说明美国没有独吞世界的能力。
对美国最有益因而最具可持续的外交是与大国分享利益的外交，这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战略哲学的精髓。尽管美国在离东北亚最近的阿拉斯加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尽管从阿拉斯加出兵解决东北亚危机的有利条件并不亚于俄国，但两个罗斯福总统都面临过并回避了东北亚的挑战。前者将东北亚问题留给日本解决，后者则将出兵东北的活儿留给斯大林苏联。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而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忘记了罗斯福的思想精髓，为欧洲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冲在前面打倒了苏联。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回收苏联的雅尔塔遗产，反而被欧洲怂恿着进行更大的扩张并随后使欧洲大获其利。苏联解体迄今，美国日益被“领导世界”的重任压垮。
当年紧随并怂恿美国冲到阿富汗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看到了美国的颓势，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 。如果我们知道“二战”前的英国那段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所包含的英国人对美国人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二战”后期，美国跟苏联用“暗盟”的方式在东欧合伙拉出一道“铁幕”。当时美国与苏联有许多矛盾，但在打倒欧洲问题上两家的目标则是高度一致。且不说在事关战后地缘政治布局的第二战场的开辟地点上斯大林与罗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东欧爆发“波匈事件”时，美国只是空喊并不对苏联动真，相反却在同时发生的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事件上，美苏更是利用联合国联袂将英法逐出了中东。
当时，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上有默契：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占领东欧，西欧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美国。这不是美国所希望的结果。
“二战”之后美国翻身，有赖于罗斯福联合苏联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空间。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空间。对此丘吉尔恨得咬牙，罗斯福和斯大林去世后，他一纸《铁幕演说》便把美国忽悠到朝鲜战场。若没有艾森豪威尔的随后纠正，美国早就被英国唱衰。
1945年艾森豪威尔访苏，斯大林告诉随行的哈里曼：“艾森豪威尔是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
现在（2010年）的美国女人爱打仗。奥尔布赖特上任打科索沃，赖斯上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希拉里·克林顿在任则挥师黄海。从科索沃到伊拉克，美国打得一仗比一仗差，如它还在黄海动手，那美国的气数也就指日可待。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携马岛胜利余威来到中国与邓小平谈香港问题，结果是交出香港。今天希拉里若幻想科索沃战争的“回光”能在中国“返照”的话，那结果一定是美国退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海海域，正如1814年英国退出美国西部近海海域的道理一样。
2019.10.18早上，看到观察者网观察员频道有两个新闻，很有意思
1.香港示威组织称以房屋政策解决社会矛盾是“断错症”
由网民及示威者组成民间记者会今日（10.18）联同民间七个不同界别代表召开记者会，回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7日发表的施政报告，批评报告漠视社会问题的根本，拒绝回应五大诉求，以房屋政策解决社会矛盾完成是「断错症」。发言人指民间真正的愿景是「民主自治，本土优先」，多位专家亦呼吁政府立即回应“五大诉求”，否则只会继续丧失民意，无法有效施政。
“五大诉求”是反对派针对6月12日立法会预定恢复修订草案的二读审议提出的，其中包括：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撤回控罪；追究警队滥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下台。经历了6月16日的大游行和7月1日部分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大楼之后，反对派又将林郑月娥下台的诉求升级为实现“双普选”。
2.林郑房屋新政引发争议
房屋政策中最惹外界议论的，是放宽按证公司提供的按保计划楼价上限，首次置业人士申请最高九成按揭贷款的楼价上限，将由400万元提升至800万元，而可申请最高八成按揭的楼价上限则由6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
按保计划是在银行按揭外，为上车市民提供二按的方式，定位是通过高成数按揭，让市民以较低的首期「上车」。所以放宽九成按揭限制，实质上是将上车盘定义，直接由400万变成800万，引发增大资产泡沫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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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可以搭配这篇看：采访何建宗：民生政策能有效止暴制乱吗？
“香港确实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但这只是引发乱局的因素的一部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深层次矛盾包括产业单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流动、尤其年轻人流动比较慢，房价高等等，这些一直都有。林郑月娥上台后头两年，香港房价涨幅比前任特首梁振英时期还要快，但她在头两年的民望还是偏高的，这说明民生问题不是动乱的主因。”
@庄比 简单来说，新闻印证了两个观点：
1.香港问题有经济基础，但本质上不属于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
2.在不掀桌子的情况下，香港本地资产阶级始终是庄家之一。特区政府任何直指香港问题经济基础的政策，都不得不对其作出照顾和妥协。
我一直在想怎么让30年代的香港问题彻底脱离其经济基础，没想到现实中纵暴派的行动更直接也更彻底。这么一来，演绎可以省去很多中间环节。
@孟阳明 可以结合2030年代23世纪的历史看看，例如美国内战和欧洲在酝酿中的联合政府，这些外围因素会对HKG产生极大的作用，反而中国内地的很多事在未来十几二十年HKG只会是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