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城市=德黑兰
|政治中心=德黑兰
|经济中心=德黑兰
|创建年份=2039年（1979年）
|官方语言=波斯语，阿塞拜疆语，库尔德语（自治地方使用）
|官方文字=波斯文，阿塞拜疆文
|公民称谓=伊朗人
|政治制度=总统制共和国
|法律体系=大陆法系
|国家元首=伊朗最高领袖
|政府首脑=总统
|立法机关=伊朗议会，全国专家会议
|司法机关=伊朗最高法院，宪法监护委员会
|主要政党=十二伊玛目派（伊朗）、战斗教士联盟（CCA）、库姆神学院教师协会、伊斯兰共和党、伊斯兰革命忠诚者、伊斯兰伊朗改革阵线、伊朗社会党、伊朗人民党
|现役军人数=85万人
|人口数=1亿1833万5673人（2219年）
|主要种族=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马赞德兰人（未被官方单列）
|主要宗教=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基督教（含天主教、东正教等）、琐罗亚斯德教
|基尼系数=0.364
|人类发展指数=0.825
|货币单位=里亚尔（IRR）
|道路通行方向=靠右
|殖民地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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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10年代
美国和伊朗爆发的美伊战争，也被称为伊朗战争、第六次中东战争或者21世纪第一次中东战争，在23世纪的学界通说中一般被认定为是人类近代史的重要节点之一，在公众认识中甚至经常被抬到近代史分界点的位置之上，重要性和象征意义不亚于人类和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推翻了作为英美代理人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十分独特的意识形态指导型政治体制，并且逐步在与伊拉克、沙特等海湾地区强国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在波斯湾地区逐步确定了区域霸权，甚至敢于在国际社会中与美英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公开叫板。
21世纪10年代，政治经济多极化进一步发展，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和其国内的政治极化导致华盛顿当局内政外交均出现了较大问题，不能够再同时兼顾全球霸权和自命的进步灯塔作用。美国的战略收缩在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全球政治也进入到一个较为动荡的新历史时期。
世界秩序重新洗牌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国际共识”逐渐缺位，21世纪初便引起巨大风波的伊朗核问题在10年代又重新被推上风口浪尖。国际社会的解体致使问题牵涉各方难以形成有约束性的协议，而伊朗则不断在部分希望改变地区局势的国家支持下提高浓缩铀纯度，继续发展与扩张核工业。
不断升级的伊朗核问题造成的国际社会持续紧张，以美国和以色列退出协商而使得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最终破灭。以色列先发制人的针对伊朗核设施和港口的袭击揭开了伊朗战争的序幕，此时较为亲以色列的美国则派遣驻扎在印度洋的第五舰队配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部署的地面部队联合以色列国防军向伊朗发动了进攻。
美以公然入侵伊朗的行动立刻在国际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尽管联合国等权威国际组织在这一事件上反应仍然迟缓，但是依然通过大会表决认定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进攻行动属于战争行为。另一方面，北约的欧洲盟国先后表示了对美国单方面行动的反对和抗议，并拒绝出动本国军事力量，使得美国不再能够轻易地进行“外科手术打击”和“蛙跳作战”，仅有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表示可以为美国部队提供必要但有限的军事协助。土耳其部队在边境地区向伊朗进行了一些袭扰行动，但没有进一步的动作配合美军的进攻。但凭借着先期部署的优势军事力量，美以联军仍然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取胜，两军地面部队控制了伊朗南部的大部分城镇和交通线，在以色列的几乎是冒进的进攻下，兵锋逐步逼近德黑兰。
然而，借助国际舆论上的优势地位，伊朗通过中、俄等非西方舆论管道积极采取舆论战、传媒战、网络战等非常规手段，在网络空间与美国展开角力。美国一开始宣称的“有限战争”以摧毁伊朗核设施为目标的计划很快便被证明是充满缺陷的，美国军队被占领区的游击作战牵制和消耗了大量兵力和装备，也不能在群山中抓住伊朗军队主力进行决战。
在伊朗革命卫队和国际志愿者民兵（据欧罗巴解密的档案，有理由怀疑其主要由前俄罗斯联邦派遣的“绿色贝雷帽”地面部队构成）的共同奋战下，美以联军的攻势被钳制在德黑兰南面的库姆一带。在海湾地区持续爆发的激烈冲突也使得国际油价达到了难以承受的高度，而以日本和荷兰油轮遭受袭击为导火索，引爆了美国盟国的反战情绪，甚至纷纷出台对美国产品的高额关税并开始对以色列实行部分物资禁运作为制裁手段。
沙特阿拉伯在这个关键节点因为国内经济的严重受损，也宣布放弃对美国的支持转而谋求和其他石油需求国直接进行交易。在法、英等美国传统盟国爆发的大量示威抗议活动，借互联网传播的和平抗议行动吸引了全世界的舆论关注，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美侵略者的邪恶形象，更是通过内部矛盾问题封阻了西方世界对美展开援助的可能，甚至一度让北约组织陷入解体危机。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让美以联军举步维艰，而伊朗虽然在正面战场上并不占优，却占尽了舆论优势，此前便利用其有限的战略纵深逐步后撤，大量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积极结合了常规与非常规作战方式的战略，后来被称为“混合战争”。
美国经济逐渐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所拖累，混合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使国内对政府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而伊朗则找准反击机会使用了核武器，对美以联军造成巨大损失，并对整场战争的战局走向起到更为深远的影响作用。以色列在遭受巨大损失后的突然退出给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火上浇油，以至于甚至演变成了反犹暴动，针对犹太民众的暴力袭击事件频率激增。在国内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美军宣布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进一步进攻，并开始分批撤出中东驻军。
虎头蛇尾的美伊战争无疾而终造成了美国国际信誉的极大受损，而伊朗则被确认为中东地区抗击侵略的领导人，政府的国内外声望得到了极大提高，一时风光无两。美国军事力量仓促撤出引发的后续结果则是以色列的末日，伊朗接收了美国在中东地区遗留的政治和军事资产后，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默许和配合下对以色列发起了复仇的圣战，也就是第七次中东战争，又称为21世纪第二次中东战争。
在对伊拉克的美国傀儡政权和约旦的亲西方政权进行清算之后，伊朗联合叙利亚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一举占领了以色列全境，失去西方支持的以色列鹰派政权在联军凌厉的攻势之下毫无抵抗能力，尽管在局部地区的战斗中勉强取得过一定程度的优势，但是还是不得不在国内政变的影响下签订了城下之盟《耶路撒冷和约》。随后在阿拉伯国家的强烈要求和欧洲国家的安排之下，根据《圣但尼条约》的要求，以色列终于被彻底驱逐出了巴列士汀地区。
21世纪20年代
然而，以色列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围绕对于巴列士汀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战后安排的争议迅速演变成伊朗主导的什叶派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逊尼派之间的现实与信仰的冲突。此前即已对争议地区实际控制的伊朗政府倨傲地拒绝了阿拉伯国家联盟提出的关于约旦和伊拉克河谷的安排，仅以几乎是侮辱式的方式表示可以允许巴列士汀地区的阿拉伯民众可以在犹太人撤出后，在伊朗的监督下进行民主选举。
面对伊朗的傲慢，恼羞成怒的沙特阿拉伯等国旋即宣布退出谈判，并在不久之后单方面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阻止伊朗的船只进出。双方的冲突迅速升级，在各方的调解均不能使双方达成合意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联盟率先对伊朗宣战并发动袭击，而伊朗则纠集自己建立的傀儡政权和其他什叶派政权组成伊斯兰联盟进行反击。以伊朗阿巴斯港遭受轰炸为标志，第一次伊斯兰战争正式爆发。
在联合国、美国和旧欧洲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的背景下，积怨已久的两方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大打出手，伊朗领头的“伊斯兰联盟”和沙特领头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的血腥战争导致了数个城市的几近毁灭和许多油田的最终破坏。两方在战争期间都严重背弃了国际社会关于交战行为的共识与规定，造成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同时尽管并没有大国直接下场参与战斗，中东战场却也成了各国测试新型武器设备的试验场，军工出口大国的外贸都迎来了一个较为有利的环境。而在民生方面，这一战争造成的空前石油危机也被认为是促成发达国家经济总危机爆发和核子能源革命的重要催化剂，同时产生的严重难民问题也深刻改变了此后的历史进程。
沙特在这场战争中尽管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盟主组织战斗，但是却相对缺乏号召力，除去被伊朗控制的傀儡政权外，也门、巴林等什叶派为主的成员国也纷纷倒戈转而支持伊朗，北非国家国内爆发的政治危机对强人政治的冲击则造成埃及等国仅在名义上支持沙特的行动，而实际上不能也不愿配合。
这些在战争爆发前始料未及的情况使得沙特的地缘政治处境急剧恶化，相对伊朗的优势也大大缩小。而在不久前刚刚经历了两场大战的伊朗也在战场上显得力不从心，在几场会战之后便进入了僵持阶段。最终筋疲力尽的两方在土耳其的调停下签署了停战协议，形成了伊朗和沙特之间巨大的近东缓冲带，而土耳其也趁此机会终于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霸主，在宗教极端化和帝国狂梦的路上一去不返。
20年间连续爆发的高烈度冲突使伊朗民生凋敝，社会经济秩序十分紊乱。大战之后，回到家乡的士兵把疲惫的目光转向国内的时候发现，自己拼死战斗得到的只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在战争期间敛财的政府官员和富豪商贾则赚得盆满钵满，还极力宣扬所谓“伊朗道路”的优越性。愤怒而激动的人群聚集起来开始冲击政府机关，要求解除战争期间集中化经济的约束，改善民众生活并解决退伍军人和伤残军人问题。
政府官僚对于民众要求的忽视、反应迟缓和估计不足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风暴，位于中部城市的伊斯法罕的穆巴拉克钢铁公司（Mobarakeh Steel Company）和伊斯法罕钢铁公司（Isfahan Steel Company）爆发的工人罢工运动通过网络传播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各个工业和港口城市，老兵、工人和学生组成的大串联打出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旗号。复活的曾20世纪活跃的伊朗人民党则为民请命，要求提前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并废除最高领袖终身制度，同时继承2009年绿色革命精神，寻求成立一个更加民主和进步的政府。
人民党激进的要求造成了剧烈反弹，伊朗国内宗教势力谴责这是敌对势力策划的暴动，属于“无可辩驳的叛国和叛教行为”。破例紧急召开的专家会议也宣布伊朗最高领袖的存在合理合法，不需要也不可能废除这一带领伊朗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度。而宪法监护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也先后宣布目前伊朗伊斯兰议会的组成是民意的真实反映，不会“因为一小撮穆纳菲格的肆意挑拨就俯首听命”。最高领袖则授意军队和革命卫队对暴乱分子进行处置，并逮捕主要的活动组织者。
政府方面的强硬态度终于导致了民众进一步的对抗，出乎意料的是，面对革命群众的怒火，共和国军队选择了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共和国军队配合革命群众肃清了安插在利害部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并迫使政府高层交出权力而允许他们离开伊朗。在伊朗历（即阳历）7月1日雨水节（Jashn-e-Tirgan）这天，人民党领袖在德黑兰巴哈雷斯坦的议会大厦宣布，伊朗伊斯兰社会主义共和国（Islamic Socialism Republic of Iran，ISRI/ Jomhuriye Eslâmiye Socialisme Irân）正式成立了。
21世纪30年代
ISRI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是由民众社会革命推举上台的，根基却是十分薄弱。首先是思想基础的先天不足，伊斯兰社会主义本身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就是不完善的，仅仅是对于追求社会平等和财富再分配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有相似之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混入了过多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想，是明显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读，这样一个没有经历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显然是难以作为一个政府执政的力量源泉的。其次是政治基础的脆弱，尽管执政的政府基本是人民党成员，但是因为组建仓促，人员混杂，甚至缺乏一个科学的组织和领导机构，而本身ISRI的建立就是基于旧军队的强力支持才得以成功，因此对于军队这一强力特权阶级的清算和改造也难以进行。然后是经济基础方面的畸形，尽管在此前的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德黑兰已经将大量资产收归国有建立了国有企业制度，形成了一个主要由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组成的经济系统，但是却受长期的西方制裁和国内宗教与官僚势力的拖累，难以形成健康的国际贸易关系，走私和黑市等地下经济十分活跃，而政府财政则不能通过税收自给。再次则是群众基础的缺乏，在革命初期支持人民党的狂热群众一时声势浩大，但是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缺乏认识，包括执政的官员在内的广大人民对于革命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均贫富的层次之上，在新政权建立初期的盲目乐观情绪结束后都进入到一个茫然无措的状态之中。最后是国际关系上的缺乏支持，虽然以美国战略收缩为契机，西方各国对于伊朗的长期制裁终于得以结束，但是即便禁运解除，伊朗的产品国际竞争力依然较低，而紧张的国际局势也不利于伊朗新政权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作用，同时周边原先由伊斯兰宗教政权扶植的傀儡政权也相继陷入混乱之中，ISRI面临的外交环境可谓是空前困难。
ISRI时期的人民党籍经济部长阿克拜尔·拉希姆·穆萨维（Akbar Rahim Mousavi），退休以后在其著作中描述人民党执政的伊朗“犹如将人类的大脑放进了猩猩的身体之中”。伊斯兰社会主义的设想被证明是不成熟的，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导致人民党的执政终于演变成一场失败的社会实验，政府出台的政策难以施行，而缺乏政治经验的领导人面对民众的质疑更是难以自圆其说。在短暂的几年波折之后，2039年军方代表在梅赫拉巴德机场举行典礼，接回了此前前往他国流亡的原政府政治领袖，原最高领袖在次日，即伊斯兰历的赖哲卜月13日，伊玛目阿里诞辰这一天在德黑兰阿扎迪塔宣布暴乱已经平息，这标志着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正式复辟。
21世纪后半叶
尽管在伊朗建立伊斯兰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但是复辟的伊斯兰共和国相较于此前已然成为了一个更加成熟稳定的政府，对于ISRI的政治遗产并没有全盘否定，在军队的影响下也没有清算人民党势力。作为最高领袖私人顾问团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存在被废除，最高领袖的任期也改为十二年而非终身。宗教学者修改了关于乌理马作为国家权力执掌者的理论，并进一步在政府主导下部分吸收了伊斯兰社会主义对于古兰经的理解，进行了什叶派宗教改革活动。持续数十年的宗教改革活动中亦有暴力事件的发生，但是在政府和群众的共同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政府开始摆脱政教合一的状态而转而建立了伊斯兰色彩较弱的议会和司法制度。尽管由阿亚图拉组成的全国专家会议依然在立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其产生方法已经较为民主，且阿亚图拉身份仅是在专家会议任期内有效。
伊朗的一系列宗教改革措施在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都广受欢迎，其中许多做法也为后来成立的伊斯兰世界国家联盟进行的世俗化改革吸收。伊朗的宗教改革，最终也被确认为是21世纪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引发的问题解决方案中较为合理的一个，而伊朗的国际关系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尤其是与中国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伙伴关系。
在近东联引发的小亚细亚战争中，伊朗因为国内革命的关系得以因为和在近东地区建立的傀儡政府失去联系而幸免于难，复辟以后则积极促成了近东联内部阿塞拜疆和叙利亚等什叶派为主地区对安卡拉的反叛，并推动了大黎凡特议会共和国（Greater Levante Congressional Republic, GLCR）的建立和南高加索联邦（the Union of South Caucasus，USC）的解体，为自己形成了有利的地缘政治安排。同时伊朗也攫取了阿玛拉到巴士拉的幼发拉底河-阿拉伯河和法奥半岛临近地区，并在阿富汗扶植了以赫拉特为首府的新政权造成了阿富汗的分裂，伊朗和后来形成的中亚联盟中的南部成员国也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
伊朗在21世纪后半叶遇到的最大挑战则是兴起于西北非的伊盟势力，有如7世纪阿拉伯征服运动的逆向重演一般，数十年间伊盟的兵士便已来到红海之滨，尽管埃及在阻挡伊盟兼并失败后，GLCR的强硬态度和伊盟在英国内战中的失利使得伊盟的势头暂时有所遏制，然而扎因却经过周密的准备策划了麦加起义。早已衰落的沙特王室如同惊弓之鸟，很快在和伊盟部队的战斗中败下阵来，伊盟主导的第二次伊斯兰战争势如破竹，很快将阿拉伯半岛纳入囊中，并迫使GLCR且战且退放弃了近半国土，甚至兵锋直指伊朗控制下的阿拉伯河南岸的巴士拉和法奥半岛等地。
GLCR在底比斯河南岸的退却暂时让伊盟专注于国内政治建设，中东地区进入到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五海三洲之地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平静。得益于和周边国家较为良好的外交关系和持续进行的宗教改革活动，伊朗的经济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甚至成为22世纪经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7个经济体之一，国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
然而在23世纪初期伊朗和伊盟因为巴士拉地区阿拉伯河开发及波斯湾开发问题产生激烈矛盾，同时关于对方境内少数民族待遇问题也互相指责，从而以伊盟领导人瓦希德·本·扎因（Wahid bin Zain）被刺时间引发了伊盟-伊朗战争。这场战争很快将黎凡特，安纳托利亚和阿塞拜疆等区域国都牵涉其中，而伊朗一方则出于明显劣势，但是在中国和欧罗巴的打击之下，伊盟最终选择了停止对伊朗的入侵，恢复了战前的版图。
政治&外交：
伊朗的政治在持续的宗教改革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政教分离的制度，减轻了伊斯兰化在政治上的干预，终结了宗教学者的超然地位。改革后的伊朗政治可以被粗略划分到总统制共和国一类的政体。但是伊朗的特殊之处在于，相当于其他国家总统地位的国家元首在伊朗称之为最高领袖，由180位各省选出的阿亚图拉组成的专家会议选举产生，任期十二年，是伊朗政治和宗教的最高领袖，也是军队总司令。而相当于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总理在伊朗则是被称之为总统，总统和议会议员由全国普选分别产生，总统在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后可以自行组建内阁。
伊朗属于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但是在代表各省的专家选举中并没有政党参与，政党仅活跃于议会和总统选举中。伊朗较为发达的选举制度使得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较能反映真实民意，而宗教改革形成的世俗化氛围使世俗政府得以掌握更多权力，民众在生活方式和政治理念的选择上也较为多元，人民党留下的政治遗产也使得伊朗的左翼势力相对活跃。
伊朗和大部分邻国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是区域性组织和联合地球的重要成员国，伊朗与安纳托利亚、黎凡特、阿塞拜疆和阿富汗在关于安全和经贸的合作方面均达成了良好共识，同时在里海治理与开发问题上也与中亚联盟和欧罗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伊朗在六国集团中和中欧关系较好，而与美英关系相对较差。伊朗在西南部和东南部边界地区，与伊盟和巴基斯坦关系较为紧张。
经济&社会：
伊朗的主要产业是第二和第三产业，伊朗的农业生产水平略高于粮食自给线，经过历次农业革命和中国在育种和改善耕种方式方面的帮助，伊朗在21世纪下半叶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极大促进了人口增长和其他产业发展，国内的粮食主产区是西北部、西南部和北部里海地区，经过农田灌溉系统基本建设所出产的粮食甚至可以出口。国内广大山区丘陵地带广泛种植有甜菜、茶叶、烟草、水果、蔬菜、香料和饲料等经济作物和少部分山羊绵羊等有蹄类动物的放牧业，在政府主导下亦有对于北部山脉林业和河流渔业的开发。自然资源则主要为石油、天然气、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等矿物资源，在勘探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进步之下，大量隐藏于山脉之中的矿藏得以有效开发，在德黑兰周边的西北部地区，伊斯法罕周围的中部地区和东南部沿海形成了各有侧重的工业基地，在石化、肥料、机械、制药、纺织、电子设备等传统制造业上均达到世界较高水平，同时工坊制造产业也蓬勃发展，具有伊朗特色的产品在六国集团和南方国家中广受奢侈品市场的欢迎。
持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提高的健保水平使伊朗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长期面临着困难，但还是得以在22世纪初期全面解决了贫困问题，而就业缺口和老龄化带来的负担也在不断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相对而言23世纪的伊朗人民依然是自信而开放的，先辈留下的多元化国家的遗产得以保存，而宗教改革的成功则造就了成功的现代伊朗。
文化&教育：
23世纪的伊朗文化是较为多元的，超过2700年历史的波斯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音乐、建筑、诗歌、哲学、传统和思想体系等宝贵非物质遗产。同时，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文化也得到政府的保留和支持，在民族聚居的区域得以蓬勃发展，但今年来非波斯人口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比例在不断降低。除去作为公众假日庆祝的传统伊斯兰教节日和波斯及其他民族节日，国际性节日也在伊朗广泛得到尊重。伊朗人民热情好客，伊斯法罕、大不里士、设拉子、巴士拉和马什哈德等古城丰富的人文资源得到了保护和开发，伊朗是23世纪国际游客主要目的地之一。伊朗饮食在中东地区也颇具特色，十分精致且具有想象力，伊斯兰教法中关于部分食物禁止食用的规章在主要城市中基本被忽视。
伊朗的教育尽管课程安排上声称世俗化程度较高，但是在大学以前阶段，传统伊斯兰教的习俗带来的影响依然强烈，大量包含伊斯兰教色彩的观念在伊朗人青少年时期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作为习惯和传统被渗透到生活之中。伊朗人口约有一半是非波斯民族，因此在教育方面也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双语教学的中小学，但是高等教育依然是波斯语为主，同时也有国际观察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开设的双语教学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教授程度不够达到波斯语水平，也不受希望接受更高水准教育的学生重视。伊朗是全球通用的青年能力评定标准制定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其高等教育在部分优势学科可以比肩六国和次强国家水平，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也为伊朗的工业和社会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军事&殖民：
伊朗军队的官方称谓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rmy，波斯语简称AJA），由陆军、空军、海军、防空军、火箭军、宇宙军六个军种组成，总数约85万人，主要为传统的陆海空和战略导弹部队构成，新近设立的宇宙军专为对抗伊盟的空天力量而配备了大量来自中国和欧罗巴的退役武器装备。
尽管名义上国家元首是军队最高总司令，但是伊朗军队在国内事务中经常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姿态，作为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坚定推动者，伊朗军队虽然没有直接让军方背景的人员参政，但是却与各个主要政党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拥有武装的特权阶级，世袭罔替的现象在伊朗军队校级以上军官层中被视为常态，同时军队直接管理边防警察，实际上控制了伊朗的海关并一手组织了不受世俗政府控制的地下经济。
除去伊朗自身在常规武器、导弹、核子和电子科技等方面的自我研发能力外，伊朗和中国在军事研究上多有合作，并进口了为数不少的中欧先进装备。同时，伊朗和安纳托利亚、黎凡特、呼罗珊（西阿富汗）以及中亚联盟在地区安全和情报工作上也有广泛合作，以应对来自伊盟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压力。
伊朗并没有官方的殖民地和太空城，但是在火星和小行星带一些中欧殖民地中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伊朗人社区。在月球工业区、火星殖民地、小行星带及太空港，也常有伊朗各阶层人士在各种岗位上活跃。